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毕鸣岐

来源: 责任编辑: 时间:2007-06-22 00:00:00 【字体:↑大 ↓小

 

 毕鸣岐,字凤岗,出生在山东省利津县丰国区比家咀村一个农民家里。父母生姐妹弟九人,父亲略懂医道,在亲友资助下开设一个小规模的中药店,兼为乡人开方治病。另外父母还得推运海盐,祖父当船工贴补家庭生活十分困难,年幼道他十岁左右即下田劳动。

 毕鸣岐十五岁时,天主教在山东各地传播,在天主教会办的德育小学读书,一切学杂费均由教会供给,伙食非常不好,终年吃的是窝头咸菜,每日早晚还得到教堂祈祷,如不去参加就会遭到神甫的鞭打,由于他家贫无力转学,只可忍受此惨无人道的压迫。因此他自幼即憎恨天主教。小学毕业后,就转到济南天主教会办的德育师范学校,在那里肄业三年半,因反对教会的一些清规戒律,与该校神甫发生冲突,被学校开除。以后就转到天主教会所办的山东济宁中西中学。该校以学德文为主,除语文一门为中文外,其它课程都用德语讲授,教师都是德国神甫。该校是专门培养为德国资产阶级服务的翻译。因当时德国人到中国开办洋行的很多,他们需要懂德文的翻译,司帐,营业员等。

 1925年中学毕业,找不到职业,家乡又因黄河决口被淹,在此困窘情况下,为了谋生,只好用当时一般解决生活的办法 ——下关东。但又没有路费,当时只得向济南的一个同学借了三十元作为路费,到了沈阳,举目无亲,无处投奔,就以在德国人办的学校毕业为理由,闯到德国驻沈阳领事馆,向领事提出找职业的要求,但职业问题一时不能解决。过了两个月毕鸣岐接到领事馆的通知,沈阳有个挪威洋行需要一名德文翻译。就这样开始了他的“洋行”生活,当时月薪40元,工作了八个月,后看到报上有德商礼和洋行召考德文翻译的广告,感到该行比挪威洋行来头大,于是就考入了该行,月薪增加了一倍:80元。在这期间看到资产阶级如何享受,他思想上也起了变化,一心想向上爬,想发财致富,在礼和洋行干了三年多,积累了一些洋行业务结识。当时听说哈尔滨有一个刚开办的福茂洋行,营业范围虽然不广,但该行缺少一名华经理,毕就向礼和洋行提出离开礼和去哈尔滨的要求。开始礼和洋行不同意,经再三交涉才同意。于是他就到了哈尔滨,当了福茂洋行的华经理,月薪增至200元。因该行初办,没有作多少业务,开办后两年,“九·一八”事变爆发,日寇侵入东北,洋行业务均由日本洋行独占,福茂洋行只有结束。

 1932年毕经德国柏林总行介绍,到张家口华洋行(该行与福茂洋行总行是一家)协助打通张库(张家口——库伦)通商线,打通这一商路是经张学良(当时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)批准的,并专为德华洋行设外蒙检验所,收百分之五的检验费。由该行所发检验证放行。进口货物以鹿茸、羊毛、驼毛、蘑菇为主,出口;主要是蒙古靴子、河南绸子、茶砖等。运输工具在秋、冬、春使用骆驼队,夏季使用汽车。第一年营业情况非常好,营业额达四百万元左右。毕在该行负的责任是与各厂商联系业务,由业务中索取佣金。从此他开始实现发财致富了。

 当时日本侵略军非常注意德华洋行之行动,不久即由多伦多向西侵占了张家口至外蒙边界的乌德,使德华洋行通商停顿。那时爱国将领冯玉祥将军在张家口,很关注德华通商情况。冯的参谋长石敬亭是毕的同乡友好,从小一起长大,介绍他认识了冯将军。冯将军派他的秘书到德华洋行访问他,并通知他,冯今晚请吃饭,见面后,毕就向冯谈了德华洋行开办过程及营业情况,以后不断见面,并请冯将军参观德华洋行,冯也曾偕同李德全女士一块来德华参观,并亲笔书一条幅赠他作为纪念。德华业务停职后,冯约他参加抗日同盟军,他以不懂军政为理由婉言谢绝了。冯将军说:你是个人才,你可在经济方面搞工作,他就接受了。过了几天,人民抗日同盟军司令部成立,冯玉祥将军任总司令,吉洪昌任总指挥,冯将军任命毕鸣岐为少将谘议。当时在张家口担任德华洋行经理的毕鸣岐,积极进行募捐活动,支援抗日救国斗争。不久抗日同盟军遭到蒋介石的破坏,派其嫡系军队包围了张家口,逼走了冯玉祥。毕感到住在张家口没有保障就返回济南,住了三个月,后又赴上海德商孔士洋行任职。

 1934年到上海德商孔士洋行任机器部华副经理,当时的华经理是严家淦(逃往台湾曾任国民党副总统),俩人同桌办公,私交颇厚。1954年,毕响应政府号召,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严广播,向其介绍祖国情况,欢迎他早日回到祖国怀抱。他在孔士工作了一个时期,感到在上海工作不顺心,与该行协商,想在天津成立分行。经该行同意后,他即到天津开设孔士洋行天津分行,与德国治堡孔士总行直接取得业务联系,他担任华经理,设有华账房,每月拿账房办公费600元,业务对象是天津市大小五金行,各纺织厂,面粉厂,铁路局,造币厂,大沽造船所等单位。业务内容主要有大小五金,各种工具,砂布,砂纸,黄白凡士林,石腊,钢材,机器油,紫铜块,火车零件,纱锭,电料器材等。成交各货均采用合同定货方式,遇到较大的业务,就由毕亲自联络。当时他的收入每年达万元左右。“七·七事变”后,为了取得更多利润,他又设立了一个字号叫永兴顺,通过孔士洋行代为向美国定货,他付给孔士洋行百分之五佣金,使他取得了大量利润。当时他的存货有黄白凡士林数百桶,机器油数百桶,石腊一百数十吨,生铁二百吨,及其它五金工具,汽车等,卖出后为了防止伪币贬值,当时曾买进黄金一百数十条;楼所,在北京购置武王侯胡同房产一处,计99间,1955年借给天津市委使用。工业用地20亩,房屋基地四亩,还存有一些五金器材等。总之在孔士洋行期间,他积累了更多的财富。

 1945年秋,日本投降后,他独资开设了华牲贸易行,与美国过去有过来往的厂商取得联系,业务内容为各种机器油,黄白凡林,白油,五金工具,大小五金,化学材料,并取得华北市场,独家经理美国光孚油公司机油专利权,仅从该公司后再次进口的机油,就有一千数百桶。总之,这一时期(1945年——1945年),华牲业务非常发达。当时天津各五金行所需进口货奇缺,华牲贸易行是日本投降后,第一家从美国来货的贸易行。记得当时通过华北银行将外汇汇出,定货由旧金山装货,直放大沽口。第一次来货,即达一千余桶(黄白凡士林)。天津各五金行对华牲非常满意,争着向华牲订货。不久蒋政府成立输管会,管制外汇进口业务,凡进口物资,必须持有输管会的进口证,最后各厂每次只批给二千美元的外汇进口证。当时进口商多与各厂订立假合同,为了多得进口证。在这种情况下,进口货越来越困难,所以华牲每次到货就放入仓库不卖,以免受通货膨胀之害。当时华牲存的进口物资,就有五个大仓库之多,总之,在这一时期,通过华牲贸易行使他的财富又增加了很多,仅所存的进口货物,按当时牌价,折合美金约一百万之多。

 华牲贸易行的业务之所以发展,另一原因是他重视人才,善于用人。该行成立之初,他录用了原在孔士洋行担任高级职务的三个德侨,利用他们丰富的业务经验,为他效劳,起到了其它贸易行所不能比拟的作用。它以自豪的口吻说:“过去我为洋人所用,今天洋人为我所用”。

 1947年天津市进出口商业同业公会改造,适在此时,他的好友石敬亭(西北战区副总司令)来津,他经石介绍结识了鹿钟麟(国民党政府军役部部长)。鹿在同他交往中又为他介绍认识了上官云相(坐镇天津的第十一战区副司令)、陈长捷(天津市警备司令)、杜建时(天津市市长)和梁子清(天津市市政府秘书长)。他同梁子清交往密切,经梁向杜建时建议获得杜的同意,由毕接替原商会理事长姬奠川担任天津市商会理事长,直至天津解放。

 1948年冬,继辽沈战役的伟大胜利之后,平津解放也指日可待,解放战争的形势发展迅猛,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。这时,有些资本家由于听信了国民党的反动宣传,不了解共产党的政策,因而畏惧共产党,纷纷携资出走香港、台湾和国外。当时他也曾犹豫不绝。他想,他家在平津等地方已有多处企业、黄金百余条、房产五所、工业用地和房基地20余亩的富户。加之他在天津市商会和同业公会任职,并与国民党军政要员、天津市警备司令陈长捷、天津市市长杜建时、国民党政府军役部鹿钟麟等人交往甚密,因此他也成为引人注目的人物。面对人生道路的十字口,何去何从,这对毕鸣歧无疑是个严峻考验,不能不引起他剧烈地思想斗争。在这关键时刻,毕鸣歧幼时的同学、中共地下党员王华庭找到了他,经过多次促膝谈心,王化庭向他阐明了解放战争的形势和共产党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,以及发展经济、促进民族团结等主张,使毕鸣歧深受启发,从而解除了顾虑,坚定了等待解放的信心。为了保证王华庭的安全,毕鸣歧将王安置在自己家的一个小书房里居住,并为王在华牲贸易行谋了个合法的职员身,以作掩护,开展地下革命活动。与此同时,毕鸣歧还以自己的亲身感受,劝说同孚贸易行的陈合增、陈毓增等天津工商界朋友多人,放弃香港和国外,等待解放。

 天津解放前夕,担任天津市商会会长的毕鸣歧,偕同工商界名流李烛尘、朱继圣、杨亦周等人,代表天津市各界人士去津郊杨柳青前线,慰问解放军指战员和欢迎解放军进城。天津解放后,他写信动员过已去香港的中兴公司刘华千先生、中美企业公司马更先生等天津工商界朋友多人返回大陆。

 1949年春,天津解放不久,一艘美国商船满载着天津许多贸易洋行订购的进口物资,由旧金山驶来停泊在天津大沽口外,但货主都不敢前去提货。面对这一情况,毕鸣歧不怕风验,挺身而出,向军管会主动作了请示汇报,经研究批准进港。从此,天津港率先恢复了进出口业务。当时全国各地的对外贸易都陷于停顿状态,而客观形势却给天津市的外贸业务带来了空前的繁荣。香港的华资公司纷纷派员来津成立分公司。上海的进出口商也来设立分支机构,当时对活跃天津市场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。毕鸣歧为天津的进出口贸易做出了贡献,受到市领导的表扬。

 努力兴办经贸实业 无私进行奉献

 新中国成立后,毕鸣歧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天津市副市长,担任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、天津市工商联主任委员、政协天津市委员会副主席等职。党的温暖和人民的信任使他增加了无穷的力量。他竭尽全力发展民族工商业、振兴社会主义经济而不知疲倦地工作和无私进行奉献。

 为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,毕鸣歧积极响应党和人民政府的号召,把商业资本转向工业投资。自1949年到1950年,他先后投资创办了新民化工厂、新大电锯厂、新中砖瓦厂、建业砖瓦厂、新成造纸厂。其中新民化工厂是在美国对我国进行封锁,我国印染工业面临着染料奇缺的情况下创建的,由毕鸣歧独资兴办。为了办好这个企业,毕鸣歧通过各种渠道,广揽人才,先后从津、沪等地聘请了王鸿年、陶增康等十四位高科技人才,分别担任该厂的高级工程师。在专家的指导下,该厂生产了坚固硫化蓝、直接湖蓝SB、直接棕G、酸性青莲等产品,不仅解决了当时染整工业的急需,而且填补了我国染料工业的空白。特别令其高兴的是,1954年周恩来总理访问缅甸时,赠给缅甸政府20吨直接棕G染料,就是新民化工厂生产的。该厂从1950年创办到1954年实行公私合营前的短短几年中就获利74万元。为了不断扩大企业再生产,毕鸣歧从款在新民化工厂提取历年分给他的红利。此外,他还和工商界一些代表人士共同集资兴办了示范机械厂和投资公司。前者为天津机器工业向制造精密机床方向发展开创了道路;后者为天津工业投资提供了便利条件。为发挥私营进出口的作用,增加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,毕鸣歧倡议进出口业组织起来,走联合经营的道路,他的倡议得到了天津数十家私营进出口业的广泛响应。当时对搞活外贸和为后来实行公私合营按业务组建进出口公司,奠定了良好的基础。

 1952年,天津市政府举办了华北地区物资交流会,毕鸣歧积极参加筹备工作。为了开好这次物资交流会,他不辞辛劳动员了百余家私营厂商参加。此外,他还多次率天津市工商界代表团参加过在上海、武汉、广州和西北地区举办的物资交流会,为沟通地区间和城乡的物资交流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。

 毕鸣歧在积极发展民族工商业的同时,还积极参加各项社会活动。1953年他代表天津市工商界参加了以贺龙元帅为首的华北人民赴慰问团,他任副总团长,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。归国后,他积极向工商界宣传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,宣传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光辉事迹和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。

 毕鸣歧具有高度的爱国主义思想,他积极带头捐献和认购公债。在抗美援朝运动中,他率先损献飞机一架,并带动天津市民主建国会和工商业联合会的会员捐献飞机五架。在五十年代认购公债时,他每次认购的金额都为全市之道。他本人及其所经营的企业,累计认购公债20多万元,在工商界中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。毕鸣歧的爱国热情,当时曾受到天津市黄警市长的赞扬。其认购公债金额之大,引起中国人民银行关注,该行曾派人专程访问,并创办了公债保管业务,当场将20万元公债券委托银行保管。

 1954年10月,毕鸣歧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,申请将他独资经营新民化工厂实行公私合营。该厂当时是国内为数不多的生产硫化蓝染料的专业厂,是天津市私营企业中第一批实行公私合营的单位。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时,他曾代表天津市工商界向毛主席报喜,受到毛泽东主席、刘少奇主席、周恩来总理及党和国家其它领导人的接见。同时,毕鸣歧的夫人戴翩英代表天津市工商界家属向毛主席呈递了决心书,也受到毛主席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的亲切接见。毕鸣歧的模范行动,对推动工商界接受社会主义改造,起了积极作用。

 毕鸣歧以关心社会公益事业为己任,热心创办、资助社会福利和教育事业。解放后,他捐资山东省同乡会医院,使之扩建成为天津红十字医院;推动进出口同业捐资创建天津市实验小学;将天津自己的一所房地产捐献给社会,开办幼儿园;多次捐资支援灾区人民;他生前准备为儿童福利基金会捐资,因十年浩动未得实现,粉碎“四人帮”后,由其夫人捐款6万元,代他完成了夙愿。

 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时,在“左”的思想指导下,毕鸣歧被错划为右派。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,他又遭受林彪、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,于1971年5月15日含冤去世。1978年党为他平反昭雪,恢复名誉。1981年9月17日,中共天津市统战部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和骨灰安放仪式。由天津市副市长刘中垣主祭,副市长、市民建主委、市工商联副主委王光英致悼词。他的骨灰被移放到天津市烈士陵园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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